这是一个多元化的、价值观快速变化的社会，也会有人困惑于自己是谁，应该遵循怎样的生活准则。这没有任何错。——不然怎么办呢？自己骗自己，说这些问题根本不重要吗？也可以，有人是可以这样逃避下去，运气好的话，逃避一辈子也没问题。可是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些被冲突所困扰的人，难道不是更勇敢、更可爱，也更诚实的人吗？

在霍妮笔下，她对这些人带有一种由衷的爱护与敬重。她把他们看成了灵魂层面的勇者，不接受自我麻痹，勇于直面冲突。霍妮说这是一种珍贵的才能。只有经历过这些痛苦，才能让自己获得内心的自由和坚定。而那些居高临下的态度，无论是把这些纠结看作一种心理的病态，还是不值一提的“牛角尖”“想开点”，都不是在提供真正的帮助。

从这个角度讲，神经症性的冲突者甚至不需要认可霍妮的理论，仅仅只是感受到霍妮在这本书里的善意，就已经可以收获很多治愈了。他们不但不是弱小的人，反而更强大，更勇敢。所谓的冲突也不是他们的问题，而是他们在以更有力量的方式解决问题。

(资料图)

我们的话题正逐步走向人际关系。弗洛伊德本人对这个主题并不重视，但在他的后继者那里，无论是沙利文、阿德勒，还是霍妮曾经的恋人弗洛姆，都把人际关系看成是精神世界最重要的，甚至也许是唯一重要的命题。一切精神困惑走向终极，都绕不开这样一个问题：我应该如何对待他人？当然，对待他人的另一面，就是该如何对待自己。

在这本书中，霍妮提出，无论现实意义上的冲突是什么，进入无意识层面，本质都是对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的冲突。她把面对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分成三种：第一种态度叫作“亲近他人”。意思是，把自身的存在价值建立在与他人的关系上。在健康的范畴内，这样的人会是最好的朋友、伴侣，他们与人相处总是会展现出友善和顺从的姿态。

但如果这种态度过于强烈，达到强迫性的程度，就会对这个人造成极大的负担。有人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别人不喜欢自己。一旦察觉到别人有不满的迹象，就会感到巨大的惊恐，从而不顾自己的原则、喜好，甚至安危，一味展现出讨好的姿态。这样的人在一段关系中也会患得患失，认为这段关系等同于自己的全部价值，情绪也会因为别人随口一句话而剧烈波动。

第二种态度叫作“对抗他人”。跟前一种态度刚好相反。这种态度默认人人都在设法损人利己，把人看作危害的来源，唯恐被人利用或羞辱。这样的人时刻都在保持警惕，审视关系中可能存在的风险。程度适宜的话，倒不失为一种慎重的自保策略，但如果达到一种强迫性的程度，这个人就会变得偏执，不断猜疑别人有什么恶意，用一种防御甚至是主动进攻的方式，扩大自己和别人的冲突。

第三种态度叫作“疏远他人”。拥有这种态度的人不擅长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。程度比较适宜的时候，他们表现得更愿意独处，享受内心的宁静。但如果超出限度，这种态度就会表现为一种情感的淡漠与隔离。他们在身边设立了一道无形的屏障，不允许自己对任何人有所希冀。

他们不关心别人，也不需要别人的帮助。最好一切自给自足。永远与人保持最初的社交距离。为此他们不惜隔绝自己的一切情感。假如他们在一个群体中找到归属感，或者跟某个人在一起感到快乐，他们就会对这些感受分外警惕。

你可能在读到每一种倾向时，都觉得与自己有一部分吻合。的确如此。这三种倾向本身都是正常的，每个人的人际态度多多少少都是三者的混合体。但是，如果面对某一种情境，你同时产生两种对立的需求，那么就会体验到烦恼。假如这两种需求都达到强迫性的激烈程度，各不相让，撕扯的痛苦就会加剧。霍妮认为，这是构成神经症的基本冲突。

这跟弗洛伊德提出的冲突模型完全不同，并非内心愿望跟超我禁制的战争。——在霍妮看来，跟超我的战争还有解决的可能性，这时候起码还拥有一个明确的诉求，只需要找到一种被外界许可的满足方式。而霍妮式的冲突让人更绝望，在于我们的诉求本身就是自相矛盾、南辕北辙的。任何一个方向上的满足，都在另一个方向上背叛了自己。

即使放在今天，霍妮的这份洞察仍然堪称犀利。用一句话概括，最大的痛苦不是求而不得，而是“既要⋯⋯又要⋯⋯”。很多人对自己的分析是单向的，看到的往往只是问题的一半，比如抱怨自己“讨好型人格”“不会拒绝”。要解决他们的问题，难道只需要一份拒绝的勇气吗？不见得。

一心拒绝，这有什么难？真正的困难在于，他们一方面希望拒绝（以实现对他人的报复或疏远），另一方面又希望可以继续讨好（能够继续从人际关系中获得利益）。这样一来，他们就陷入了拉扯。

霍妮本人更为一针见血。她会说，那些惯于讨好的人，无意识层面上也有施虐的愿望。无意识的冲突中总是包含与表象相反的一面。就像一个严厉的人反而会展现宽和，抠门的人故意对外人慷慨。渴望被爱的人，却在被人示爱时将其拒之门外。

这些矛盾心理都是自然现象的一部分，而非问题。把它们当作“问题”本身才是更大的问题。谁对人际关系没有既向往又抗拒的苦恼？谁在亲近的人面前没有过爱恨交织，不曾左右摇摆？但如果我们过于激烈地强调或否认某一种态度，反而暴露了我们把它看得太重的心理。看得太重，问题就来了。每一次拉扯都演变为撕裂，每一个选择都是不能承受之重。

这也是霍妮的洞察：她不批判任何一种冲突，但她指出，真正的问题是“强度”。在中国这种人情社会，没有比人际关系更高强度的动力了，每个人都在通过他人的目光寻找自己。我们在人际关系中同时感受到强烈的渴求、惧怕与孤独，我们如此在意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，它又摇摆得如此剧烈，这一切让我们倍感冲突。

冲突还不是问题的全部。更大的问题在于，我们的无意识在采用一些并不高明的策略，试图“缓解”冲突。就像小孩子用一个谎言弥补另一个谎言。最终结果是，解决问题的方法成为更大的问题。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，就是防御机制成为症状本身。

最基础的一种防御机制是压抑。只允许自己看到冲突一方的欲望，不承认另一方欲望的存在，用掩耳盗铃的方式制造一种自洽的表象——但并不能真正地解决冲突。一个人如果沉浸在这种防御机制里，在读这本书的过程中也许会感到茫然：“我可没有这样的矛盾。”甚至是烦躁：“她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！”不舒服的体验越强，恰恰说明你越接近真相。

另一种方式是，对自己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。在想象中已经达到某种自己根本不具备（也绝不可能达到）的状态。比如，这个“我”展现给别人的永远是优点，人人竞相称赞。这是一种虚幻的解决方式。

理想化形象破灭的同时，我们会把失望投射到外界。霍妮认为这是另一种糟糕的解决方案：外化作用。我们会相信是外部因素造成了这些痛苦——“都怪他，把我害惨了！”我们把焦点放到对其他人的指责上，反而让面对和解决问题变得更加遥远。